【內地生來港：如果單單是讀書 那就不用來香港了】
南都週刊 2012年08月09日 11:04
http://gaokao.gaofen.com/article/328076.htm
2011年重慶市理科狀元韓文博，先後拒絕了北大的保送和清華的錄取通知，決然選擇了香港大學。父母這樣解釋兒子的選擇：“在香港能安心搞科研”。而他的父母，均為西南政法大學的老師。來自安徽阜陽太和縣的丁穎，還在為她的學費發愁。因為聽老師說“考取了可以有高額獎學金”，她第一志願報考了香港中文大學工科專業，但658分的高考成績卻沒夠上香港中文大學的獎學金基礎班。如今，她只能指望當地政府幫忙。
在每年高考季，香港高校都會引發輿論的一通口水戰，僅在今年，就有17名高考省市狀元捨棄內地高校投奔香港。其中包括北京的三名文科狀元，以致還引發了北大教授王詩宬作出“選不選擇上北大是素質問題”的論調。
自2003年教育部允許港校在內地自主招生後，香港大學在內地已由最初每年招收不到200名本科生，發展到如今1400人的規模，香港大學、香港中文大學等更把觸角伸向了內地的31個省份，西藏、新疆等偏遠地區也將有學生負笈前往香港求學。香港的高校，成為考生填報志願的常規選項。
北大清華“落跑族”
背後的維多利亞港燈火通明，一個青年緊抿著嘴，這張十年前的照片，乍看像是小照相館的佈景成像。耿春亞掂著照片打量自己，那個從江蘇淮安考入清華大學，又投奔香港的青年，現今已是香港永久居民。
2001年，耿春亞還是清華大學物理系三年級的學生，以“交流生”的身份第一次到了維港。在短短兩個月的時間裡，“考察遍了香港的八大高校”，他認為：香港科技大學在西貢風景優美，但位置太偏；香港中文大學在沙田占山為王，去深圳比到中環還要近；至於港大，“氣氛像北大，我一個清華畢業生不喜歡。”
這次遊學之後，耿春亞下定決心要去香港讀書，2002年，他爭取到了一個公費留學的機會，如願以償地進入香港城市大學物理系攻讀碩士。他圈定九龍塘為自己的起點，“因為這裡是香港的心臟”。九龍塘以依山而建的購物中心“又一城”聞名，香港城市大學通過與一架商場內部的扶梯相連，呼吸著整個香港社會的物質氣息。
正是這股氣息打動了耿春亞，“城大就像一個shopping
mall（購物中心），看香港人如何處事，看香港社會的意識形態，沒有比這裡更合適的了。”
當年，他是唯一一個從清華來港的學生。儘管在清華同學看來，這不吝“是個瘋狂的決定”。因為以耿春亞的學術成績，外加手握四篇在國家級刊物上發表的科研論文，完全有條件去麻省理工。
但在香港短暫求學過程中，香港吸引了他，“這裡充滿公平、公正機會的社會，而對有實力的人來說，公平性非常重要；香港有一個非常好的商業、工商服務的軟硬體環境，只要你想創業，只擔心自己的能力問題”，耿春亞對自己的規劃就是日後從商，香港對他而言，無疑是一個適合自己發展的城市。
而在香港十年，求學，創業，結婚，買樓，“我的同學中，不管在北上廣，還是國外，有幾個買了房的？”能夠在香港這座寸土寸金的城市買房，是耿春亞的成功指標之一。
在耿春亞的年代，能去香港讀書的學生，還是鳳毛麟角，而在香港高校自2003年開始招收內地自費生後，到香港求學的學生，每年呈加速遞增的趨勢。這些學生也不會再面對耿春亞當時面對的訝異目光，對香港讀大學，對於他們來說，是一個自然不過的選擇。
大三學生王璿，高考前先是被清華大學提前招生錄取，簽下一紙“排他性錄取”的合約。高考放榜後，不滿被調劑去了非自己志願的專業，但困於預錄取協議而上不了北大。一氣之下，父母就支持她去了香港大學。
北京四中畢業的劉策，高考被北大錄取，但未能進入自己的第一志願光華管理學院，他寧舍北大，而自費來了香港。而同學中，大部分都是像王璿和劉策這樣的情況。
這也使得香港大學的商學院，成為內地學生最趨之若鶩的專業。2009級香港大學錄取的300名內地學生中，有116人就讀于商學院。內地生在港大商學院因此成了大多數，占總人數的近四成。
在港大商學院的成績排名中，上半區幾乎被內地生包攬。學院裡甚至流傳著這樣的笑話，香港本地學生在考完試後，自我感覺不錯，會感歎一句，“達到了內地生的平均水準”。
港大教務處主任王女士在接受《南都週刊》採訪時承認，內地學生在學業成績方面略勝一籌，尤其是理工科。而且近年錄取的內地生的英語水準有驚人的提高。
即便像討論課這樣內地生相對陌生的形式，經過一段時間的適應之後，內地學生的組隊提案能力也不落下風。“香港學生除了國際學校出來的，大部分人卻說得一口‘broken
English’。”王璿說。所謂‘broken English’學名langue，是英殖民時期的產物，原指華人和東南亞社會中通行的蹩腳英文。
“這裡的競爭不如清華北大，更容易取得好成績。”劉策早早打定了出國繼續深造的主意，這個一心關起門來讀書的學生，甚至很少跨過眼皮底下的維多利亞港，涉足校園以外的香港。
民主牆
初次跨過維港，耿春亞乘的是有近百年歷史的天星小輪。目光還在中環樓頂的“滙豐”“中銀”霓虹燈間流連，小輪已停靠尖沙咀的碼頭。就像很多內地遊客一樣，更讓人開眼的世界在這個已經綠漆斑駁的前殖民哨站展開。
大幅懸掛的黃色標語，滿眼都是敏感詞彙。廣播喇叭用粵語、英語、普通話輪番轟炸碼頭上遊人的耳朵。耿春亞好像一時失去了辨識力，過去在內地十多年的教育在他身上突然無從施展。
每到“七一”，港島的“鐺鐺車”停擺，從銅鑼灣到上環的遊行人流在眼前滾滾而過，耿春亞在馬路牙子上駐足觀望一下標語，就不聲不響地走掉。“我尊重每個人表達的權利。”是過去的十年的香港生活在耿春亞身上磨礪出的理性。
每一所香港的高校，在內地被宣傳欄佔據的地方，幾乎都豎了一面“民主牆”。暑假期間也熱鬧如常，有落款“學生會”的海報，公開為歷史紀念日倡言；也有落款“學生A和B”的舉報信，矛頭直指系裡學生幹部的任用不公。從宿位爭執到國際政治，不一而足。
耿春亞所在的香港城市大學的“民主牆”文化，更有一條別具特色的定規。學生可以在民主牆的“大字報”上任意批註，但必須注名所在學系的代碼。以至於常可見到反復圈畫的塗鴉，“某某同學是中文系畢業的嗎，有最起碼的科學常識嗎？”
香港城市大學的副校長林聲群在接受《南都週刊》採訪時說，香港校園的民主文化，也刺激了內地生加入到對學校政策的倡言和改變中。2005年錄取城大的學生，被強制性要求上數學課。但部分內地同學的反對，經過聯合簽名倡議，甚至找到他本人，最後校方審定，通過了文科學生免修數學，工科學生選修數學。
耿春亞在畢業後被推選為在港內地畢業生聯合會主席，進而入選香港青年事務委員會委員，並推動香港政府最終在2008年通過“內地生無條件延長居留一年”的政策。這也開啟了一大批一年制碩士生的擁入。
家在上海的喬申就是其中一員，2008年他被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錄取，就讀一年制碩士。他對中文大學創辦之初就以高舉“中文”、盛產反殖豪傑早有耳聞。喬申一開學就在錄取資料袋裡收到了一隻小卡套。兩個扭曲的小人圖案上，刻幾個紅字“性工作者維權”。
“如果單單是讀書，那就不用來香港了。到這座有‘市場自由主義最後堡壘’之稱的城市，也是為了感受這裡的文化。”喬申說。
入學之後，他在校園裡、民主牆、餐桌上到處可見這個小畫符，“性工作者維權”的主題貫穿了整個學期。在中文大學山腳下的火車站，時而可以撞到香港學生就地圍成一圈，拍手頓足，口呼“反對改建學校“，要求罷免時任全國政協委員的校長劉遵義。等到喬申返身上山，又在被稱為“烽火臺”的中文大學校園平臺上，被這動地呐喊所震。
“這在內地簡直不可想像。”喬申一度找到“莊”上（港校稱社會團體為“莊”），想要入夥，但在校園一年的逗留，粵語還沒說溜，就已經被拋到了就業市場。
進軍中環
耿春亞在校期間，出入寢室也是一身深色西裝，同學們甚至私下裡譏笑，“他睡覺也脫不下那身‘制服’。”
躋身香港的商業社會，是耿春亞從一開始就明確的目標，“可能是家教的關係，我媽常說‘知識是力量，錢是膽’。”披了一身職業裝的“皮”，他自言是為了應付隨時都可能出現的交際場合。
在國內的大學校園裡，看到紮著領帶或踩著高跟鞋咯咯地在你面前走過，那多半是畢業班的學生。在香港，即便暑假出入學生宿舍樓，也不時會撞上一身西裝革履的香港學生。他們或是早早在公司開始實習，或是在外打工，為掙出下學期的學費。
“香港本地學生家境好的，早在本科、中學階段就被父母送出國了。”香港中文大學教育研究所的陳霜葉教授如是說。香港本地學生大多鎖定了“一畢業即就業”的目標。
在中環的樓宇裡佔據一個小格子間，就像攀上了香港社會登龍術的門檻。中環彙集了國際投行、基金公司、諮詢公司，是香港金融業的核心。從維港的對岸望去，摩天樓密集到前窗可以探進後戶。
在耿春亞看來，“這就是‘中環價值’有霸氣一面，講究利益絞碎一切，99%唯上唯權，人和建制互為生存條件。”
單單是身在中環的秩序感，和少有辦公室政治的煩擾，這就足夠吸引了喬申這樣的大批學生以“中環”為工作地點的上上選。為了在香港謀得立足之地，理工科學生也寧可轉成商科。而沒有專業限制的Big4（四大財務諮詢公司），成為了像喬申這樣的文科生的主攻方向。
從畢業後租住在油麻地不足100尺（10個平方）的小套間裡，到尖沙咀搭小輪往中環參加面試，對他好比是一次具有儀式感的進軍。
相比自己租住的那間屋，視窗只容塞進窗式空調大小的一個窟窿，中環大塊落地玻璃砌成的辦公環境，“簡直就像自然光一樣親和。”在寬大的格子間加班，也比呆在自家轉個身也要刮到牆壁的套間裡強。
那次中環的面試經歷，他至今津津樂道。“群面”環節，十來位應聘者自由分成兩組，大陸和本地畢業生各占一半。內地生像往常課堂上一樣，自然地結為一組，用普通話悉悉索索地準備開了。沒料想一到辯論關頭，“我們完全控制了話語權，逼得他們用普通話應對，香港學生都結巴了，考官也只有一臉驚駭地默許。”
內地生帶來的“就業緊迫感”，從2007年港校的第一屆內地本科生畢業以來，就頻繁見諸香港當地媒體報端。據《明報》的統計，八成以上的內地學生在香港的商界工作，商科學生的平均起薪點在2011年達到月薪1.3萬港幣，極個別的高薪更直逼8萬。近三年來，內地生在港就業薪酬比本地生高出近三成，“內地生揾工（找工作）更吃香”幾乎成了香港社會的共識。
香港“跳板”？
位於沙田的香港科技園辦公樓，面朝大海。耿春亞如願坐在自己的大班台後，翻過那張十年前在維港的快照。背面赫然題著，“用兩年去體驗一種環境，用十年去追求一種理想，用一生去實現一種價值”。
他用兩年取得香港城市大學的碩士學位，又用兩年創辦了自己的公司，七年後，拿到香港永久居民身份。結婚、買樓，是他最近辦的兩樁大事。房子最初選在九龍塘，“合約也簽了，1620萬，一個月裡漲到2000多萬”。
“以我們那一批最早的公費留學生來看，20%的人最終呆在了香港。而目前，每年進入香港讀本科的群體不到兩千人，有八千多人是一年制碩士生。從另一個角度看，經過2005年的港校對內地招生高峰以後，獲得入境處永久居留香港批准的內地生人數上漲緩慢。”
在身為雇主的耿春亞眼裡，內地過來的學生有闖勁，而經過香港教育的內地生，“角色感更強，懂得在其位謀其政，也更有專業意識。”
喬申常去“在香港賺米的大陸小豆子”小組，這裡聚集了800多號和情況相仿的在港內地生。這些自稱“港漂”的青年，衣食無虞，但對堅守城市的憂懼，和在“北上廣”飄著的青年們並無不同。
畫餅充饑似地討論“香港最理想的職業是什麼”，大家七嘴八舌，金融業OT（加班）太多；香港社會尊崇的“三師”之律師和醫師，取得職業資格既不易，其標準和內地還不合拍。爭了半天，公推在香港做教授是最理想的職業。
收入高、工作穩定又相對自由，從北京大學碩士畢業的陳霜葉在香港中文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，獲聘了留校執教。而依山傍海的香港中文大學，還吸引了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獲得者、長期流亡海外的詩人北島留駐此地。
從北京大學到進入北京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，陳霜葉都一馬平川。如今棲身香港搞科研，她最感到適宜的是校方提供的清晰透明的學術環境。
“在香港的大學，國際化的是形式，學生還是亞洲式的。”香港的學生從中學教育開始，習慣於小組討論，做project（專案），更多是形式上徒具美觀，比內地學生略顯高出一籌。但是他們都不習慣於主動發問。
陳霜葉至今認為，自己的人格培養是在北大完成的，因為那裡有一幫性情相投的同齡人。當年大家爭讀《讀書》雜誌的一幕在回憶中閃現，好像冥冥中註定了她走上學術道路。“看你追求什麼，如果只是追求制度和環境，香港是要領先的，如果是注重的是身邊相處的同學，我覺得一定是最優秀的環境中，得到的會更多。”
從大規模接納內地生開始，香港的高校向歐美大學輸出的人才也大幅度增加。在城大副校長林聲群的意識中，“內地生都很有目標，他們從不覺得拿學士學位夠了，本地學生的心態就不同。即便內地生把我們當跳板，我也完全不擔心這個問題。”
關起門來一心讀書的劉策，代表著在港內地生的一大群體。他們來港之前就明確了出國讀書的方向，香港高校甚至有比較容易博取好成績的便利。“因為這裡競爭不如北大清華激烈。但是，國外學校可能聽說過清華北大，你問他港大，他不一定知道是什麼地方。在大陸學生湧入之前，這裡很少有香港學生志在出國深造。”
早為就業市場上最早試啼的會計專業學生，王璿看著同學們一個個在校方的督促下，遞交了簡歷、實習申請，準備在香港的第二年就開始實習。但她這次並不爭先，“工作的時間將來有得是，還有更多學習之外的是值得體驗，等到覺得該看的、該體驗的都差不多，就該回去了。”
去香港讀書的花費
1.以港大為例，內地委培1年，學費3萬人民幣。（除港大有委培政策外，其他7所高校均是直接大一入學）
2.在港3年：
學費：11.9×3=35.7萬港幣(學期長度：每年一般8個月左右)
學校食堂伙食費：60（每天）×30=1800港幣/月（如果自己動手做菜會便宜，學校舍堂每層樓都配備廚房）
書本費：每學期依據專業從幾百到上千不等。
其餘生活費（交通、購物、同學聚會、短途旅行）：1200-2000港幣/月
住宿費：9000港幣/年（如果外租的話，算上學校補助一般和住舍堂費用相似或略多出少許。）
兼職：以教普通話為例每小時可賺100-120港幣
總體而言，港大學生每年的花費在16萬-18萬港幣左右，在港念書3年，大概需花48-54萬，再加上內地委培一年，總共在50萬上下，如果獲得港大提供的全額獎學金，基本能夠抵消這一項支出。整理_洪沁（實習生）
他們眼中的內地生
陳冠中：內地生衝擊了香港教育
香港大學在1970年代剛成立法律學院，頭兩年只能招到最差的學生，因為大家對這個職業不太理解。結果香港經濟在70年代突然轉型，金融資本落地生根，所有公司一夜之間都要找律師、會計師。
許多港人抱有同樣的認識：吸收一點內地的好學生，衝擊一下香港的學生。以香港最好的中文系——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而言，可能每年要招100名學生，但香港生源不足以支撐這個專業，可能招進來的學生不是都對這個專業感興趣。如果擴大在內地的招生，就能很好地緩解這個問題。
周保松：內地生務實、用功
香港大學裡面的內地學生，對政治現實的無力感比香港學生要強。他們有批判性，但是覺得無法改變，所以逃避。選擇明智的、有實用性的東西，比如大部分選擇商科。自己未必有興趣，但非常地務實。
比較內地和香港的學生，發現內地的學生非常的用功。一直覺得香港是填鴨教育，但是比較了內地的學生，發現內地的學生獨立思考更加缺乏，所以來到了香港，他們遭遇很大的衝擊。因為沒有想過可以挑戰權威，沒有標準答案可以辯論，可以表達自己的觀點，他們來了都會感受到一些衝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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