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管做什麼事，關懷社會是不變的原則。

做生意（business）像是一種藝術（art），商業的決策是要勇於去承擔風險（take risk），很多事不可能分析得清清楚楚再去做。而法律（law），則是講求避開風險（avoid risk），任何一個潛在的風險都要考量再三，與做生意的基本原則背道而馳。讀法律或醫學的人有專門技能在身，不會想去冒大險。這種專業人士做生意時，千萬要小心：如果把風險分析得太仔細，一瞬間，商機就跑走了！

【不管做什麼事，關懷社會是不變的原則。】（2012年08月30日 中國保險報/記者 王方琪）

吳東昇：「不管做什麼事，關懷社會是不變的原則。」

一九五三年生，台灣大學法律系學士、哈佛大學企管、法學碩士及法學博士。 曾任紐約州律師、立法委員、國大代表，也是國內以「文化傳承」為經營特色的允晨文化公司創辦人，並長期支持80年代以來台灣最重要的知識份子刊物「當代雜誌」，現任台証綜合證券董事長。他是新光集團創始人吳火獅的四子，可說是「銜著金湯匙出生」的企業家第二代。由於他遊走法律、政治、金融、文化等領域，而且都有傑出表現，曾被前文建會副主委陳其南喻為「當今台灣企業界中少見的個案」，他形容：在台灣的「政治叢林」中出現了吳東昇博士這樣的角色，坦白說，也是個異數！

選擇自己有興趣的事

人的生涯可以有很多選擇，選什麼最好呢？我認為：做自己想做的事、選擇自己有興趣的事最好！

可是，我們在成長的過程，不見得有機會窺探「生命的全貌」，不一定能很快地確認什麼是「自己想做的事」。雖然如此，人仍可以有自己選擇的權利。最重要的是，對自己的選擇要負責！

在傳統中國父母的觀念中，「萬般階下品，唯有讀書高」之說，至今根深柢固。很多父母認為，孩子把書讀好，比什麼都重要！只要會讀書，其他好像怎麼樣都可以，這是一種「社會價值觀」。我對這種社會價值深不以為然，我常覺得自己是國內升學制度下的受害者，卻只能一面抗議，一面在制度下求生存。

會讀書，並不代表他就有「智慧」

我的父親只有小學畢業，沒有經過升學制度的「殘害」，都是自己看書尋求知識，因此，思考能力非常靈活。

而我，對於整個升學制度只有痛苦的回憶。我常想：如果不必用那麼多心血與努力應付各種考試，或者在學習上能更有創意點，人生可能會不一樣。我也覺得，一個人會考試、會讀書，並不代表他就有「智慧」。

不過，我的環境比一般人優裕，資源和支援系統也很豐富，求學過程一路走來，考試都考得不錯，最後讀的學校名聲也不錯，我實在不能再有所抱怨。

選擇法律的原因

然而，就是因為求學時代對升學主義的不滿，讓我日後從政時大力支持教育改革。 我從小就立大志，想當科學家（沒有想當「蔣總統」！）。由於家庭環境的關係，父親則希望我讀醫學院或從商。而我發現自己的興趣很多元，後來之所以選擇法律，是受到一位在父親公司工作的台大法律系畢業生的影響。

他讓我了解：法律是一種哲學與訓練，它具有技能性，卻又具知性的思考空間。 對社會的價值、公平正義性，都可以提出辯論。

在升學的過程，我可以說是一帆風順。我雖然讀法律，也拿到了博士學位，心裡卻始終認定：企業還是我的「基本職業」。而金融，正是法律規範下的產品。當年回台灣，台灣的資本市場剛開放，我選擇從事與背景有關的金融證券業。

參選立委

爾後，我之所以選擇從政，一方面是因為受了父親的鼓勵。他雖然是商人，卻對政治有高度的關懷和敏感度。另一方面是，對讀法律的人來說，從政是一種training（訓練），「立法」則是制定法律（make law），當立法委員，我認為是我人生中很好的經驗。

以前，每天生活的行程是公司和家，經常出入大飯店；當了立委後，有機會就常常開著越野吉普車，奔馳在新竹縣（我的選區）的鄉下山區，與選民進行互動。鄉下純樸的風土人情，令人覺得溫暖而感動！到地方上接觸到真實的台灣人民，經過深入了解後，讓我更「尊敬」他們的存在。對我來說，這比讀一個博士學位更有價值。

1993-1996年的確是我人生很重要的一段「探險」歷程！擔任立委的這三年，不但是我生涯中很大的轉折，也是台灣劇烈轉變的關鍵時代。我有幸觀察、且參與有關台灣發展的重大事件和時局的移轉。

參與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最關鍵的階段

我是第二屆立委，卻是全面改選的第一屆立委。第二屆立委的選出，是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最關鍵的階段。

記得就職不久，李登輝總統分批約見第二屆立委。我被排在第一批，早上九點多，總統見到我們的第一句話就說：「我過去被欺負地很慘！」

這番話真讓我們訝異，一位總統居然表示自己曾受到相當大的壓抑，可見得我們的政治和社會需要大改革；另一方面，我們心中又覺得很興奮，因為隱隱然看到一個大趨勢：台灣社會的力量終於抬頭，而且要釋放出來了。

台灣社會的重大變化與改革，其實都具體而微地在立法院反映出來。

代表台灣基層的聲音

我以為，這段時期的立法院「亂象叢生」，不只意味著台灣並存各種不同的動力，也顯示社會動向在過去受到了各種勢力的扭曲。立法院的「吵鬧」，正代表「順應大潮流」與「反抗大潮流」兩股不同勢力的持續衝突和鬥爭。

在三年的立委任期，我先後出任司法委員會、程序委員會、法制委員會的召集委員，並擔任立法院國民黨黨團副書記長與副主任，參與黨團運作與朝野協商。又與一些新選出的立委組織了「新政會」，積極與地方接觸，傾聽民意，代表台灣基層的聲音。

我曾主動提出兩大法案，一是行政程序法，一是全民健保法；也曾主導推動一些重大法案，如：監獄行刑法、外役監條例、假釋條例、刑事訴訟法有官羈押權的修正案等。

行政程序的公開與透明化

以行政程序法為例，國內現行的「行政程序法」，是我當年提出的版本。

讀法律的背景，讓我對「程序」很注意！「行政程序法」的立法目的是：使行政程序能在法律的規範下依一定的方式運作，以避免行政機關裁量權的過於浮濫，而造成人民權利的損害。行政程序的公開與透明化，可以積極達成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。

以前行政權獨大，並未與司法、立法權樹立三權制衡的體制。也從來沒有法律規定行政機關在作成「行政行為」前，要經過聽證。

舉行聽證會，可以提供行政機關在作成「行政行為」前一個正反民意討論辯證的機會，讓個案的利害當事人有機會直接陳述，儘可能減少民意對立。同時，也可以對不當的行政處分產生改正的效果。此外，召集公聽會還不只是為了集思廣益，有時公聽會往往是「協調會」，針對要解決的問題，將各方決策單位集合在一起，協調解決。

我認為聽證應由法律明文規定，並把聽證的內容納入行政考量。這樣可讓行政權的行使民主化，行政權不致獨大。這個法雖然沒有在我的任內通過，但已於今年一月一日開始施行。

「關說」是立委的責任

審議「全民健康保險法」時，我曾提過一個版本，其他立委也不遑多讓，各自提出自己的版本，大家都希望能在這一項攸關「財政運用」與「社會福利」的法案中一顯身手，扮演關鍵性的角色。

最後，我們卻都很慶幸通過的全民健保法不是自己提的版本，而是行政院版。因為，到頭來不會有人記得我們為國家省了多少錢，我們卻會被那些權益遭妨害的人罵死！

身為立委，我自認「關說」是我的責任！任何人找我關說，我一律接受，而且不收費。三年下來，我的心得是：好的立委永遠很忙！可是，「不收費的服務」，永遠不會讓人滿意。

有意思的是，讀法律出身的人很注重程序和邏輯，凡事講究周密和嚴謹，這樣的思考方式用在企業上卻不見得是最好的

商業與法律的區別

因為，做生意（business）像是一種藝術（art），商業的決策是要勇於去承擔風險（take risk），很多事不可能分析得清清楚楚再去做。而法律（law），則是講求避開風險（avoid risk），任何一個潛在的風險都要考量再三，與做生意的基本原則背道而馳。讀法律或醫學的人有專門技能在身，不會想去冒大險。這種專業人士做生意時，千萬要小心：如果把風險分析得太仔細，一瞬間，商機就跑走了！

　因此，如何拿捏分寸，如何展現領導的藝術，是我在企業界工作時很大的挑戰。

　表面上，我做過很多事情，可是每一個階段我都有「主要業務」。最早我在企業界工作，後來在文化界的「文化總會」擔任專職副秘書長。當立委時，我是一個百分之百的立法委員，期間就沒有再介入家族企業。現在，則回到企業界，也是專職，並全力以赴。

不同的階段會扮演不同的角色

我常說，現代化的社會有一個特質，就是每一個人在不同的階段會扮演不同的角色，來服務人群，貢獻社會。任何時候，無論扮演什麼角色，我都希望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。

對我來說，不管做什麼事，「關懷社會」是不變的原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