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失敗的高雅》“The Nobility of Failure”

【《失敗的高雅》“The Nobility of Failure”】李歐梵在香港中文大學畢業典禮上演講

學者李歐梵在香港中文大學畢業典禮上說，“人年輕時一定要認同危機，這段時間是一個緩衝期。在人成熟前，要經過認同混亂的階段。愛爾蘭劇作家、現代主義荒謬劇大師薩繆爾•貝克特說過：‘再試一次，再失敗一次，失敗得好一點。’ 當你發現越失敗越好的時候，你就成功了。”

傾聽著名學者李歐梵教授的演講吧。你可能不知道，有一種“高雅的失敗”，可以歷練你的人生。

李歐梵，國際知名文化學者。現代文學及文化研究、現代小說乃至中國電影，都是他學術研究的範圍。1961年畢業于臺灣大學外文系，此後赴美留學，獲得哈佛大學碩士和博士學位。他曾先後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學以及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學、印第安那大學、芝加哥大學、哈佛大學等知名高校。這位在世人看來十分成功的學者，求學和任教路上其實磨難重重。學會和失敗相處，方能挫而彌堅。

不久前，李歐梵應邀赴香港中文大學參加“博群花節”，作了一場題為《失敗的高雅》（“The Nobility of Failure”）的演講。常言道，“失敗乃成功之母”，可失敗的價值是什麼——這正是李歐梵要和大家分享的人生經驗。

1、任何時代都有一窩蜂——都有一種時髦，有一種社會壓力，有一種當時的社會價值。可每個人的生命裡不可能只有一樣東西。你總有不同的興趣，不同的價值，要應對不同的壓力。你要問自己，到底喜歡什麼。這應該是中學以上、大學教育最重要的一部分。

小學六年級時，我成績非常好。那時，小學新換了一個剛從美國回來的校長。用現在的話講，他在小學裡就實施博雅教育。男生女生都要跳舞，每個學生都要學音樂、體育。雖然當時的臺灣和現在一樣，六年級要惡補、補習，因為要參加聯考考初中。我們已經忙得那樣了，可校長說，不行，你們要去運動、要去玩。

也許我不用功，也許我太自信，當我考新竹中學時，突然失常了：晚上太緊張，沒有睡好，第二天考數學的時候，我只得了40分。要進入當時的臺灣名校，數學一定要60分才行。我生平第一次感到恥辱。我父母都在新竹中學做老師。中學的老師和校長都是我父母的朋友。我馬上想，父母怎麼辦，他們沒面子了。

我跟我父親說，這次考試考太差了。父親沒罵我，說40分就40分吧，咱們想想辦法。父親帶我去見學校的教務長，教務長看著我，對父親搖搖頭說：“你的兒子我恐怕救不了了。”

沒想到放榜的時候，新竹中學多了一項叫“備取”。從前是沒有備取的，那一年設了“備取”，有人說，就是專門為我開的。備取一共12個學生，最後一名就是我。我那時大概10歲多，感覺自己抬不起頭來。好在年紀小，過了不久成績就跟上去了，一帆風順到了高中三年級，又面臨人生的第二個考驗。

我的總成績當時是全校第四名，而全校前五名還是前六名就可以保送大學。我覺得自己太幸運了，但社會壓力馬上就來了。

當時在臺灣，最好的保送生一定是上醫學院或是理工科，商科沒有人要念。可是我的興趣很明顯，不在理工科。我高一的時候就開始參加各種活動，把班級學生組織起來，組成一個合唱團，比賽的時候我做指揮，最後得了全校第一名。我那時就知道，自己的興趣是音樂、藝術、文學之類的東西，可是，到抉擇的時候，我該怎麼辦？

我記得我和父母親第一次開誠佈公地說這個問題。我的姨丈建議我學法律。可是法律沒有我想要感受的藝術的氣息。我想念的是文學，又不敢選文學，因為那時的臺灣，念文學出來最多當個中學老師。於是姨丈又說，還有一個外文系可選。我想這好，不如先把英文念好，到時候可以去當外交官。

現在回想起來，我對於當時的大學制度有一個批評。因為當時的臺灣大學，文學院只有四個系，學生選的最多、最受歡迎的就是外文系，其他的是歷史系、哲學系、考古人類學系。其實，我和當時的潮流已經做了妥協。但是如果你現在問我，這四個系最喜歡什麼？我除了文學之外，最喜歡人類學，可那時選考古學的人非常少。

2、當我回顧以前，回憶是跳躍式的，想到的都是片段。常常是老師講過的一句話，看書看到的某一頁，或者是哪裡得到的靈感。而這些使我一生受用無窮靈光片語、個人經驗，大多都是在我失落的時候發生的。

我進臺灣大學外文系時，一心要當外交官，所以認真練習演講，死背英文。

和我同時進台大的幾位同學，現在都是臺灣文學界真正有名的人物，其中就包括白先勇。大家知道白先勇是怎麼上臺灣大學的嗎？那一年白先勇原本考上了，可是由於種種壓力，他跑到臺灣南部的工學院去念水利。念了一年後，他覺得自己實在不喜歡水利，喜歡的是文學，於是第二年又考了台大。所以，白先勇是一進大學就決定要從事文學的。到大二時，白先勇說要辦一個雜誌，這個雜誌就是《現代文學》。當時沒有錢，他問家裡親戚朋友借錢，全部投在這個雜誌上，還把我們都拉了進去。現在大家把我說成《現代文學》的開創者之一，我有點汗顏，因為我當時只是做了一兩篇翻譯而已。

我常和白先勇常開玩笑說，就是因為你們太厲害，所以我走了另一條路。不過回想起來，我中學開始興趣就在文學，特別是西洋文學。

我現在把《現代文學》第一年的幾期拿出來看，發現有我幾篇文章在裡面，那時我的筆名叫“李歐”，翻譯的主要是一些論文。比如湯瑪斯•曼的論文。時隔半個世紀，我回到香港，在香港科技大學當客座教授的時候就講湯瑪斯•曼。可我翻譯的時候，根本不知道這篇論文在說什麼，也沒有看過湯瑪斯•曼的小說。

我們的《現代文學》雜誌最後失敗了。魯迅第一次翻譯《域外小說集》，也只賣了幾十本。我們賣了一兩百本，一半以上是白先勇的親戚買的，還有幾本是有些人在書攤上買去的。但是，有的人對於自己的理想真是有一種執著。明知道在世俗眼光裡不會成功，但又總覺得，就算是失敗也有意義。

我不自覺地從同學的經驗裡得到啟示，但表面上還是很膽怯。畢業以後，當時一窩蜂地要到美國留學，我也跟著大家去申請。

現在各位要申請去美國，會到電腦上找很多資料，我們那時候沒有資料，美國大學在哪裡也搞不清楚。我問自己，我要申請什麼呢？我真正想要申請的是比較文學，可又不敢申請。於是我就亂申請，像釣魚般地亂撒網。

我心裡想，我還喜歡看電影，不如申請去UCLA（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）念電影系。大學四年級的時候，有個老師教西洋戲劇的課，我非常喜歡。聽說美國最好的戲劇在耶魯，於是我寫信申請念耶魯的西洋戲劇。剩下就是選將來可以混碗飯吃但又跟文學稍微有點關係的專業，比如傳媒研究、大眾媒體等等。最後我想，我念外文系的目的就是當外交官，不能不申請一次，所以申請到芝加哥大學念國際關係。

差不多都準備好了，我父親問我，為什麼不試試哈佛。我想，沒有希望何必試。父親說，試試沒關係。結果我就去了，然後發現申請的大學幾乎全部落空，只有兩個大學有回信。一個是芝加哥大學，一個是哈佛。

哈佛給我的信寫著“Alternate for a Scholarship”。我以為“Alternate”是指另一種獎學金，“for”那個字忘記看了。後來知道，原來又是備取！哈佛回信的意思是，如果別的獲獎學金的學生不去，我可以被考慮。我們全家人都看錯了。

芝加哥大學給我的回信，明明寫了一個字叫“Scholarship”，結果上飛機前的幾個月才知道，芝加哥大學的“Scholarship”只是免學費，沒有獎學金。當時，以我們這樣在臺灣的中產階級家庭，買一張飛機票是我父母全年的薪水。父母辛辛苦苦把錢湊足，買了一張單程飛機票，送我到美國去。

我迷迷糊糊到美國，完全是失落的。芝加哥在哪裡、怎麼走都不太清楚。所以我就買最便宜的灰狗大巴的票，一路玩到芝加哥。到了芝加哥就開始念書。美國天寒地凍，我沒有衣服，就到西爾斯百貨公司買一件最醜最便宜的外套。

學校裡老師講的完全是“天書”。國際關係當時是講理論，於是，我陷入到各種危機，覺得自己到美國完全是荒謬的，可能幾個月都支持不住。

芝加哥大學的制度和哈佛不一樣，是Quarter制的，十個禮拜就是一個Quarter，學期很短。10個禮拜內要念幾十本書，念完還要寫一篇論文，這簡直是難以想像的。好在那位教授說，你是臺灣來的，懂中文，那你試著寫一個春秋戰國時期的國際關係。我當時根本沒有念過春秋戰國的歷史，只好去圖書館借書。我記得，我看到一本現在被尊為大師的呂思勉教授寫的關於春秋戰國的書。我就從那本書開始接觸中國歷史的。

這篇論文交給老師，竟蒙老師欣賞，甚至他後來還要留我。可我知道，我不能一輩子搞這個。我有兩條路。其實我想的是再到洛杉磯去學電影，因為在美國最失望的時候，我都坐著火車去看電影。義大利片、法國片、新潮片……都是那種怪怪的失落的片子，所以有很多認同感。

後來一個同學說，既然哈佛給過你一個“Alternate”，就再試試看吧。於是我就又試了一下。那個時候我在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工作，館長錢存訓先生是在美國漢學界非常有名的教授。他為我寫了一封信，不知道寫了什麼，竟蒙錄取。

3、大學的目標是什麼？這段時間就是一個緩衝期，你在大學裡可以隨意選課，隨意地找尋自己的興趣。在人成熟前，要經過認同混亂的階段。

也許是因為我在很好的環境讀書，從來沒有想到，我拿到博士學位以後要做什麼。

各位可能不相信，當時的環境和現在不一樣，現在念書，大概三年就要拿學位。可我們那時在哈佛念博士都是拖。有的人拖了十幾年，我算快的了，拖了8年。在這8年裡，我感受到以前教育的不足，拼命念書。我總是覺得自己是不足的，當你覺得自己在這個方面做得不錯的時候，總發現，怎麼有的地方還是不知道。

所以，我這裡要說一點批評的話。在人文學科研究方面，如果你只是為了一個學位，為了一個專業，為了一個非常能觸摸到的成功的過程或者成功的目標，你這個學者絕對不是一流學者。可是，現在的制度往往使得一些非常有才氣的年輕同事受制于這個“監牢”，不得不這麼做。所以我非常同情香港各大學人文學科的教授。人文學科是要晃蕩晃蕩慢慢積累的，從失落裡面汲取經驗，最後慢慢發現，自己找尋的目標是什麼。

甚至大學也是如此。我反對在大一時就分專業。我很崇拜心理學家Erikson，“認同”這個詞就是他發明的。大學的目標是什麼？按照他的看法，人年輕時一定有認同危機，這段時間就是一個緩衝期，你在大學裡可以隨意選課，隨意地找尋自己的興趣。你的一生裡，只有大學這個時期可以讓你在教授的、環境的保護下，找尋自己的認同。到了社會上，就沒有時間了。也就是說，在人成熟前，要經過認同混亂的階段。

我的認同混亂，從大學一年級到博士班，至少10年。我的問題一直是，我是誰，我要做什麼？

4、人在一個漫長的過程中，會開始反省，什麼是成功什麼是失敗。有一樣金科玉律免不了：沒有一連串的挫折和失敗，你的成功都是虛的。

我最寶貴的一次學術經驗，不是在哈佛不是在芝加哥，是在普林斯頓。也可以說，那是我一生中犯的最大的一個錯誤。

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教了一年半後，突然收到一封電報，是普林斯頓大學請我去教課。

我當時心中萬般不想去，因為我非常喜歡香港，可是我所有的朋友都說，為了將來的前途，一定要去。於是我到了普林斯頓。

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時候，人是飄飄然的感覺；一到普林斯頓就發現，好像又回到我剛來美國時的感受，壓力非常大。普林斯頓請我去教中國近代史，但是近代史裡沒有文學，只有經濟史、外交史這些東西。我越教越沒有興趣。這個時候，普林斯頓東亞系知道我在香港教過比較文學課，他們就說，你不如試試教文學吧。我越教就越有興趣，我對現代文學的興趣也是從無形中得來的。

當我在普林斯頓教到第四年的時候，學校說要考慮永久職（tenure）了。當時歷史系有名的教授開了一次集體討論會，覺得李歐梵的學術還可以，可是不夠普林斯頓要求的那麼好。為什麼呢？因為“他的心一半在文學”。

我當時正好在寫魯迅，非常痛苦，不知道該怎麼著手。歷史系教授看我寫的魯迅草稿，覺得寫得太差了。而東亞系覺得我是搞歷史的，不是搞文學的。最後歷史系主任說，你趕快打電話求職吧，普林斯頓留不住你了。我當時傻眼了。那時候我有個女朋友，本來準備結婚了。她第一個反應是，“天哪！怎麼辦？”本來我們連傢俱都買好了，房子都找到了，可她馬上離開了我。

在這種最絕望的關頭，我才知道，失敗的滋味是什麼。失敗的滋味，有幾方面可以看得很清楚。當你在校園裡走的時候，有些跟你不熟的同事，見了面不打招呼了，因為你是一個失敗者。美國人的價值裡，LOSER（失敗者）是很糟糕的。我後來反省，也許他們有道理，他們正好打中了我的弱點。我的心其實不在經濟史，不在制度史，我的心還是在文學。

最後，兩個朋友救了我。一個朋友為我在當時的一個女校找了一個職位，說我教什麼都可以。另一個職位是在印第安那大學教中國古典文學。當時系主任臨時找的一個教授不去了，本來是讓他教元雜劇。於是系主任問我，能不能教元雜劇。其實我只看過一本元雜劇，叫《竇娥冤》，其他都沒有看過。不過我還是說，可以。

當人受到極大挫折後，基本的感受就是要“生存”。我當時沒有錢回去，無顏見江東父老。這麼多年在美國，怎麼能以失敗收場呢？

置之死地而後生，我接受了這個職位。可沒想到，我在印第安那大學如魚得水，因為這個大學的音樂系是全美最大的。學校有四個交響樂團，一個歌劇院，有無數個免費音樂會。我一直喜歡音樂，覺得這裡真是天堂。音樂使得我在教學學術研究上精力百倍。

我精力百倍，只是為了爭一口氣。這口氣不是為了我自己，這就是講失敗的價值——要為一個理想，一個有意義的而不是亂七八糟的目的。我當時覺得，美國漢學界不顧現代文學是沒有道理的。他們認為，中國20世紀文學都是宣傳都是政治，那我說，如果這樣，魯迅難道只是一個政客嗎？

我不服氣。可是在美國，你要把一個學科帶上來，不像在華人地區這麼容易，一切都要從頭做起。於是我出版了二三十本中國現代文學翻譯和研究系列。沒有想到，我寫的教材還沒有出，已經使我在美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小有名氣了。因為大家要找教科書，就是找印第安那大學出版社的那本，一看就有我的名字在上面。

這麼多年失敗的經驗讓我知道，我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上的成功，一方面是僥倖，一方面是所謂“天時地利人和”湊合在一起。

人在一個漫長的過程中會開始反省，什麼是成功什麼是失敗。有一樣金科玉律免不了：沒有一連串的挫折和失敗，你的成功都是虛的。我沒有看過一個馬上成功的例子，即使有，那個成功的人到了晚年也會感到空虛的。

愛爾蘭劇作家、現代主義荒謬劇大師薩繆爾•貝克說過一句話：再試一次，再失敗一次，失敗得好一點。

當你發現越失敗越好的時候，你就成功了，這是我得到的一個教訓。

（注：本文根據李歐梵講座錄音整理，有刪節。）